带着“谁是中国的比尔.盖茨”的问题来到中国，英国人胡润连续七年制造的“中国内地百富榜”触动了中国人对于财富最为敏感的神经。这个被称为“揭示了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本质”的百富榜向中国宣称“一个富人阶层诞生了”。“财富不只是金钱”，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胡润在向中国推广“财富英雄”概念的同时，更进一步强化了“财富品质”的重要性。《我和百富榜》讲述了“百富榜”诞生以来的风风雨雨。

    　制榜源于一次课堂“走神”

    　1990年，我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也算是喜欢挑战的一个表现吧。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安达信，当时是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毕竟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个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

    　1997年9月，我把自己“空投”到了上海。当时的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让他们每个人都充满阳光。不瞒你说，当时我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之行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我又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我都拒绝了。最后，他们给我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5月份，有一次参加公司举办的培训课程，那样的课堂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无聊，在冗长的讲话中可能只有10％属于有用的信息。很自然，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自己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将近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经历的，这一点让我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一旦有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做何回答呢？什么样的答案能够展现我专业的见解？难道是写一份会计税务政策方面的东西吗？如果那样的话，也许全英国的读者只有五个，其中两个还是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具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视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的话，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这个词语该怎么定义呢？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又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接下来，我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嘛，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个人资产”四个大字跃入眼帘。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经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第一份榜单是怎么出笼的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

    　当这个问题被抛向我在安达信的中国同事们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居然个个哑口无言。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了，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中的几个名字。哈哈，如果这些“中国人精”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当时距离返回英国还有两个月，就是说我必须在两个月里把这份东西给攒出来。我先找了我的一位老师、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的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让她先给我一些建议。接着，我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张俊，他成为我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那是我们开始着手排榜的日子。尽管已经过去6年多了，可记忆还是如此清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个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我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商量后，我们决定把整个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到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那么从何处入手，怎么才能在10多亿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身的富豪呢？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我们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前后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还需要赋予这些富翁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们选定的内容包括年龄、出身、生肖、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主要涉足哪些行业、有什么趣闻。如同一个孩子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积木，脑中形成一个初步构架后，富豪榜就像一座大厦在我们的手中慢慢成型。

    　天助我也，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到了8月2日，排榜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从8月11日开始，我就着手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为何榜单冠名“福布斯”

    　为什么第一次榜单要选择在国外媒体上用英文发布？很多人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讲的，制造这份财富榜是对我在中国数年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是回英国前为自己布置的一份回家作业。我的力量有限，因此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我认为，这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也为他们了解神秘中国提供了一个途径。

    　制榜那年是199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所以，我们选择了50位富豪入榜，希望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9月1日，我如期回到了英国。到了家静下心来，就考虑通过什么渠道交出我的成绩。最初的想法是到一个大学的讲台上用演讲方式来吸引一些听众，可这样似乎不那么有趣。联想到国外曾经发布过类似榜单，我能不能也来尝试一把呢？我当时翻了黄页，通过114查到了主编们的电话。

    　9月10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就纷纷收到了一个英国小伙子发出的传真。传真上写着“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

    　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福布斯》选择了我。应该说，他们是当初所有接到传真的媒体中最积极的，第二天就和我取得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胡润富豪榜冠名“福布斯”的理由，很简单。

    　一度引起“税务风波”

    　“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很根深蒂固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露富。一开始，在很多中国富豪眼里，我似乎是一个不祥之物，谁沾上谁倒霉，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似乎觉得上榜会要了他们的命，或者会要了他们钱袋子的命。当时甚至有媒体推波助澜地说某地税务局就拿着胡润排的富豪榜上门追讨税款。

    　这些舆论给数据调查带来了很大难度，许多富翁或躲避或不愿回答我们的询问。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榜单前期调查中发现，最容易得到数据的是那些上市公司的CEO们，在排行榜上，王志东、张朝阳与丁磊等人的财富不但“透明”也相对更准确。

    　2002年3月，某家媒体首次将福布斯富豪排名与逃税嫌疑挂上了钩。当时，建国以来首次由税务权威部门推出的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刚刚揭晓。在这份2000年度纳税50强私营企业名单中，同时名列2000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50位的只有4位富豪的公司，分别是任正非的深圳华为集团、南存辉的温州正泰集团、张氏兄弟的长沙远大集团和韩召善的辽宁盼盼集团。据说，当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了榜单后，拍着桌子要求下面立即开展查税纳税活动。

    　伴随着“亿万富姐”刘晓庆因长期偷税漏税被司法机关逮捕，“中国大陆富豪榜”似乎成了一张公开的偷税漏税榜，越有钱越不缴税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客观来看，我们的排行榜并没有表明富豪们是靠偷漏税才积累起财富的，它反映出的恰恰是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

    　我认为，在美国或英国有1／3到1／4的富豪企业家是继承了上一辈的财富，中国企业家多数是从零开始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只有20年，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出乎我的想象。1999年中国大陆富豪企业家排行榜第50名的身价是5000万元人民币，2000年第50名升到了4亿元，而2001年连第100名也拥有了5亿元资产。相对于外国企业家，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得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而他们也会逐步体会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追求有品质的金子般的财富。

    　之后我有一次去江苏，一位50多岁的企业家一见面就口气很凶地说：“胡润，因为你，我多付了500万元的税。”当时我听了一愣，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随即笑着说：“和你开个玩笑，其实我要谢谢你。”他说，你想想看，我已经有五六亿的身家了，一辈子也用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千万或者几百万来犯罪呢，这是要出问题的，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规范，不规范怎么能实现增长。

    　这个例子不仅让我感觉到中国的变化，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自豪———我们的排行榜在推动富豪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有品质的财富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财富原罪”起纷争

    　2003年曾有一段时间，“财富原罪”这个字眼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一夜间仿佛将中国富豪与“问题富豪”画上了等号。而由于刘晓庆、仰融、杨斌、周正毅等富豪相继落马，甚至现在有人将我们的榜单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当今任何一个成功企业家都无法避免创业之初的一些违规行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财富原罪”。其实，关于财富原罪命题在中国最早是北京万通的冯仑提出来研究的，那大概是1995、1996年吧。而我的观点是———“旧账还要翻多深？”

    　首先，原罪本来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义，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带着罪的。这个原罪很明显与现在所提出的“财富原罪”不是一个概念。再者，“原罪”是指一种与生俱来、普遍存在的犯罪行为，那就有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首先假设现在所有的企业家或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是靠违法犯罪发家致富的，进而形成了一个阶层。由此进一步追究缘由，就会得出造成这一阶层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富民政策是错误的结论，这与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不相符合。有些富豪的问题大多产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况且这不代表主流，所以过多地责怪民营企业不公道。

    　在我看来，中国个人的财富积累从1978年开始算到现在已有28年了，这28年中出现了大约三种致富情况。

    　第一类是上世纪80年代致富的一批人，他们有垄断背景、倒买倒卖，他们大部分是有特权而无企业，到今天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批人了。第二类是80年代到90年代间发展起来的一批人，他们的原始积累就是所谓的原罪阶段，后来陆陆续续通过自我赎买或其他方式走上正道，逐步使其财富积累变成一种正常经营，企业逐步发展起来。这类公司的特征是前期走得很艰难，然后逐步做正。第三类是新型企业，如门户网站中的“搜狐”、“网易”，创业者用想法理念吸引风险投资，然后逐步上市。这批人是股票文化的受益者，他们的财富很“阳光”，人们不会质疑他们的财富道德问题。

    　每一个历史阶段财富积聚方式不同，所暴露的问题也不同。之前问题富豪被揪出来的问题大多出自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现在出问题的多是第二类企业。我们看到，近两年的财富积累是一种“阳光化”的趋势，包括创业者的财富也越来越变成阳光下的财富，这给我们以信心。

    　摘自《我和百富榜》胡润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
 
　　（来源：新闻午报）

　　　　　　　　　　　　　　　　　　　　　　　　　　　　　　　　编辑：大徐

查看/发表评论